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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王胜俊]四是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的问题仍然突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长,基层法官超负荷办案的现象比较普遍,法官断层、人才流失问题严重,一些地方的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各方面关心支持下,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上午15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王胜俊在回顾2011年法院工作时指出: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依法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知识产权审判对于保障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各级法院共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6.6万件,同比上升37.7%。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的意见,出台加强文化创造者权益保护和科技成果保护等30项措施,指导各级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对44件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侵犯著作权案件进行重点督办。完善专利授权确权案件审判标准,加大驰名商标保护力度,遏制恶意抢注商标、“傍名牌”等行为。依法审理涉及工业设计、网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新类型著作权案件,促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健康发展。依法审理不正当竞争案件,制裁垄断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宣传,开展“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周活动,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年度报告和典型案例,树立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形象。(人民网)
[导读]因为资政院并非国会,所以并无制宪与修宪之大权,不过资政院还是掌握着议决国家财政预算、税法、弹劾军机大臣等权力,近代议会拥有的大部分功能它都具备了,可以看成是过渡形态的议会。资料图 清末资政院是怎样开会的我曾在微博上问过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第一任由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总理是谁?网友给出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有说熊希龄的,有说唐绍仪的,还有说赵秉均的。没错,这几位都当过民国政府的总理,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选举出来的内阁总理,则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而是———袁世凯。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资政院的议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内阁总理,袁氏得票最高而当选。现在许多人只记得袁是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却忘记了袁还是清政府的第一个责任内阁总理,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习惯于以为议会政治是民国才出现的新事物。而实际上,清廷在宣统二年已经成立了一个接近于议会的资政院。 当然严格来说,资政院还不是正式的国会,清政府认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只是为训练议员能力之故,先“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因为资政院并非国会,所以并无制宪与修宪之大权,议决的议案也须经君主“裁夺”,看起来似乎有点“花瓶”性质。不过资政院还是掌握着议决国家财政预算、税法、弹劾军机大臣等权力,近代议会拥有的大部分功能它都具备了,可以看成是过渡形态的议会。 资政院的议员定额200名,钦选、民选各占一半,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相当于地方议会)议员互选产生;钦选议员则由朝廷协商产生。因当时新疆谘议局未成立,缺少两名民选议员,钦选议员也相应减少两名,所以资政院实际议员为196名。按照章程,资政院每年开“常年会”一次,开会时除了涉及外交与军事秘密的事务外,市民与报馆均可旁听。辛亥年清室逊位,资政院也随之解散。它匆匆谢幕,却给后人留下了厚厚一堆会议原始记录———这应感谢资政院设立了专门的速记科。今天翻看这些会议速记录,就如拉开一段尘封的历史长卷,100年前的先贤们坐在议席上唇枪舌剑的生动画面立即浮现于眼前,他们发言、辩论、抗议、争吵、大哗,乃至显得“嘈嘈切切”,但这才是活的、有生气的议会,而不是静寂的一潭死水。 宣统二年,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常年会”,会期达3个多月,共召开议事会39次,除了审查朝廷的预算案,还审议了15个陈情案件与10个立法案件。我翻阅这些会议速记录时,很有些感慨。话说清政府提交资政院审议的预算案有5000多两白银的赤字,议员们都认为不妥,最活跃的议员之一易宗夔说:“我们当议员的只要尽议员之义务,一面要使政府无妨碍,一面要减轻人民之负担,所以我们万不能因为经费不足(指财政赤字),提出新租税来弥补亏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从核减预算入手。”“核减”二字,也给那次“常年会”审议政府预算定下了基调。预算股(相当于议会中的预算委员会)的议员“以四十余日之光阴,竭四十八人之精力,逐日钩稽”,可谓“锱铢必较”。最后将清政府的预算削减了四五万两银。资政院的议员虽是初次登上议会政治的舞台演练,且制度给予他们的权限也是残缺的,但议员们却展现出非常优良的议员品质,那就是———争国民的利益,争议会的权力。当年的《民立报》这么评述这批中国最早的议员:“对于各种交议之问题,或质问或建议,不遗余力,于一问题收成功,更及他一问题;一案力争,复及一案,一会又一会,务层层肉迫政府,以表示议会之权势”。弹劾军机处一案,尤其表现出资政院“肉迫政府”之精神:先是湖南巡抚杨文鼎未经湖南谘议局同意,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湖南谘议局深为不满,干脆将杨巡抚告到资政院。资政院经过议决,认定杨巡抚侵夺了谘议局之权,应给予处罚,但军机处下发的谕旨却有回护杨文鼎之嫌,这立即引发议员的强烈抗议:“立宪国精神全在法律,督抚违背法律而不予处分,则资政院可以不必设,谘议局亦可以不必办,宪亦可以不立!”议员们要求军机大臣奕劻到资政院答辩,奕劻却未到场,议员们被激怒了,表决通过弹劾案,提请皇帝立即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虽然弹劾案被摄政王载沣“留中”,即不予批复、冷处理,但新生的资政院已让清政府看到了它不甘示弱的独立权势。本文开头提到的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一事,还有个小插曲,也颇能印证资政院议员的风骨。武昌事变发生后,清政府逼于革命形势及立宪派的压力,同意解散“皇族内阁”,并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但资政院坚持认为这一任命违宪,迫使摄政王收回上谕,交由资政院投票选举内阁总理,结果袁世凯当选。虽说都是袁当内阁总理,但意义却大不相同,前者是皇权专制的余绪,后者则是宪政原则的表达,最终是宪政原则迫退了皇权余绪。资政院议员的出色表现,令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深为赞叹:“吾辈居中国四十年,一旦得目睹此景象,殊堪惊讶。吾辈今日所见者,与前日所想望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土耳其、葡萄牙之两大革命尚不能比。”但如果就制度设置而论,资政院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它的法定权限与独立性均不足。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资政院并未沦为“花瓶”,议员的表现可圈可点,反倒是设计更为“完美”的民国国会,贿选等丑闻迭出。“制度决定论”者可能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答案其实就在历史中。 晚清经太平天国及英法联军之乱后,社会发生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士绅觉醒,绅权日张;二是国门渐开,西学涌入。这个背景下,立宪派士绅、绅商迅速崛起,而资政院的民选议员即由各地士绅、绅商组成,如直隶谘议局选出的刘春霖议员就是那位有名的末代状元;钦选议员中也有10名硕学通儒,包括严复也名列在内。这些士绅既秉承了儒家君子的抱负、修养与操守,也了解西方宪政的技艺,因而很快适应了议会政治,又恪守着士大夫清议的直道。用刘春霖议员的话来说,“本员说话诚不免有过激的地方,但是发于忠爱之至诚,本员受先朝特达之知,今日又为国民代表,断不敢作谄谀的话贻误全局。”这正是资政院多数议员的精神写照。而民国国会议员的败坏,很大原因就在立宪派士绅被边缘化,在儒学衰落、传统价值观瓦解的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议员,徒有“新”的面貌,却无“旧”的美德,于是更易为利益所诱、暴力所迫。 儒家相信“有治人,无治法”,这话是强调,“良法”离不开“君子”的创制与维护。特别在清末民初这样的社会转型之际,好的制度固然是万分重要的,但好的制度从何而来?显然,这需要具有政治自觉与立宪技艺的君子们去推动、去促成。
3月11日(星期日)下午3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王胜俊]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法院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监督指导的科学性、针对性、权威性有待进一步增强,认识和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二是人民法院工作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执行难、涉诉信访化解难等问题虽有明显缓解,但还没有根本解决;司法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有的法院司法公开、司法民主措施落实不力,效果不好。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上午15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王胜俊在回顾2011年法院工作时指出,高度重视做好涉港澳、涉台案件审判工作,各级法院审结相关案件1.5万件;加强司法互助,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协助调查取证6325件。创新交流合作机制,举办“首届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司法高层论坛”,各级法院共有391人次赴港澳台开展司法交流,接待港澳台法律界人士538人次。通过加强了解,相互借鉴,提升了为改革发展服务的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刘昆全国人大代表王东羊城晚报北京讯 特派记者黄丽娜、李青、陈晓璇、尹安学报道:刘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副省长;王东,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副市长。3月10日,两人参加了广东团同一个小组的分组审议,话题都是围绕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展开———建议削弱部委财力权力“今年全国‘两会’的热点是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的改革。我自己的体会是,除了职能转变以外,还要向依法行政转变。”王东的发言,开口先谈问题,“我们有些部门、部委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下个红头文件、颁个规定,但却是和我们现有的法律相冲突的。到了办事的基层部门手里,是按文件行政还是按法行政?”王东举了一个他所熟悉的“规划口”的例子:早些年住房调控的时候,我们下了个文件,要求所有商品房项目,大于90平方米的不能超过70%,没有开工建设的全部要调整,“可是行政许可法已经获批了,规划部门也已经审批了,你就一直以红头文件要别人改设计,是可以告你的。”王东认为,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政府更是要带头。“政府工作报告中大篇幅讲改革,我们的行政体制是到了下决心改革的时候了。我感觉部委的权力逐年在加大,中央集权变成部委集权了;另一方面部委的财力也越来越大,逼得地方政府忙不过来。”王东建议,要削弱部委的权力、财力,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把财政支配权下放到地方政府。执法要讲法不能讲情“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依法治国的基本概念已经形成,执行得也比较好。但还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必须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刘昆认为,立法的过程,已经根据社会的发展实现了“转型升级”,从过去行政系统“自己写”,发展到了现在由专门机构牵头,专家、全民参与讨论,“既然法律在制订过程中,考虑了人们的意见,那么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就必须遵从、尊重法律得出的结果。”刘昆强调说,中国是比较讲情理的社会,越是这样越必须坚持按法律办事,要依据法律来调解各种矛盾,不能按个人理解的正义或者情理来办事。
人民网北京3月11日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今天上午15时,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王胜俊在回顾2011年法院工作时指出:加强执行工作,努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执行工作担负着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重要职责,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各级法院注重督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同时加强强制执行工作,共受理执行案件255.7万件,执结239.4万件,同比分别下降5.5%和4.6%。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委托执行以及委托评估、拍卖等工作的规定,强化对执行权的监督。深入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推行财产申报调查、防止恶意诉讼、限制高消费等24项具体措施,构筑多层次惩戒机制,进一步破解执行难题。继续开展争创“无执行积案先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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